虞仁荣的亮相，窥见中国经济更深处的变革

　　2月17日，坊间热议多时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在京召开，当镜头扫过前排就座的明星企业家阵容时，韦尔半导体创始人虞仁荣，无疑是一张令公众略显陌生的面孔。

　　虞仁荣的亮相，令公众得以“看见”中国经济结构在更深处发生的变革。

　　虞仁荣能够作为半导体行业代表出席这场高规格座谈会，绝非偶然。在半导体一大细分市场—CMOS图像传感器（CIS）领域，他所创立的韦尔半导体已经确立了世界级竞争力，不仅在手机CIS市场出货量稳居全球前三，在新兴的车载CIS市场份额更是直逼老大安森美。

　　这位从宁波镇海钟包村走出来的清华学子，凭借非凡的嗅觉和魄力，已经在半导体产业打拼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，而他的人生轨迹，恰是中国硬科技突围的上佳注脚。

　　1985年的清华园，当时的无线电系（后来的电子工程系）迎来了一批将会改变中国半导体版图的年轻人。这批后来被称为“清华EE85帮”的85级新生里，除了虞仁荣，还诞生出兆易创新舒清明、卓胜微冯晨晖、格科微赵立新、燧原科技赵立东等十数位日后在产业江湖翻云覆雨的大亨。

　　在那个微电子产业艰难起步的当口，这些年轻人悄然踏上了信息时代的主升浪。而即便这帮恰同学少年的精英人物里，虞仁荣对做生意的兴趣和天赋也早早为人称道。

　　本科毕业之后没多久，当同学们还在各自分配的单位与示波器、仿真软件较劲时，他就果断放弃了安稳但枯燥的工程师职业路线，选择“下海”历练，跳槽到当时摩托罗拉公司旗下一家分销商，从事电子元器件贸易。摸透了市场、积攒了人脉之后，他又自己单飞创业，伴随着九十年代BP机、大哥大、VCD、彩电等一浪接一浪的电子产品消费热潮，很快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分销商。

　　以今天的眼光回顾，虞仁荣“下海”时机无疑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　　十亿中国消费者所聚拢起的磅礴力量和商品流信息流的相对滞后，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“倒爷”生意提供了巨大红利，日后的许多中国商界大佬，也都是从中攫取了第一桶金。

　　2007年，已经小有成就的虞仁荣再次选择走出舒适区，创立韦尔半导体，打造自有品牌的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产品。

　　虞仁荣这场二次创业，堪称贸工技模式转型升级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当多数分销商同行仍在“躺赚”进口元件贸易差价时，虞仁荣已着手打造自有品牌，通过自研分立器件切入产业链价值链上游。此时的战略布局，也已显露出他“技术+资本”双轮驱动的商业哲学：既有自己内部孵化的远见和定力，又善于通过外延并购快速形成竞争力，通过连续收购并成功整合多家国内芯片设计企业，使韦尔的研发团队和产品线迅速完善了起来。

　　十年之后的2017年，韦尔半导体成功登陆资本市场，虞仁荣身家暴涨，也是在这一年，他开始了人生最大的一场商业冒险，对总资产数倍于韦尔、位列全球图像传感器市场前三的北京豪威发起并购。

　　这场蛇吞象式的并购一度遭遇竞争者阻击，不过关键时刻，虞仁荣的人脉发挥了作用，主导豪威的清华背景团队选择了牵手校友虞仁荣，他不久被任命为豪威CEO，就此掌握了决定性优势，随后在2019年又闯过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 （CFIUS） 这道难关，最终，A股上市公司韦尔股份成功完成对北京豪威收购，正式进入了CMOS图像传感器行业。

　　这次百亿豪赌，为虞仁荣带来了丰厚回报，伴随中国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，作为图像传感器芯片世界级供应商的韦尔股份备受投资者追捧，市值稳居千亿以上，虞仁荣的个人财富也一度达到了百亿美元级别。

　　这次并购对中国半导体产业，同样意义非凡。随着韦尔股份将豪威的CMOS技术与其自身设计能力有效融合，中国本土企业首次在智能手机、医疗影像等高端传感器领域建立起完整产品和研发体系。依托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势能，韦尔在全球车载CIS市场占有率更是连年高速增长，直接叫板安森美、索尼等国际巨头。

　　回顾虞仁荣的商业传奇，其成功密码正在于工程师思维与企业家精神的融合，使其能够敏锐识别技术和商业趋势，并果断投入资源，卡位市场爆发前夜。曾经有人总结过：“他的每一步都比时代刚刚快半步，天赋异禀地抓住了时势，顺势而为”。

　　其“全球视野，本土深耕”的战略定力逐渐体现出来。无论行业周期起伏，韦尔半导体始终坚持将营收大比例投入研发，构建起超过2000人的研发团队；当国际环境波动时，又率先完成供应链本土化改造，旗舰手机CIS产品OV50H的代工厂由台积电切换为中芯国际，极大化解了供应链风险。这种战略定力与战术灵活的结合，恰是中国半导体破局的宝贵经验。

　　如今，半导体江湖后浪汹涌，虞仁荣的“中国半导体首富”头衔，已经交棒给了寒武纪创始人陈天石兄弟。作为“前浪”的虞仁荣除了兴建家族祠堂等轶闻，更多是以资本市场大鳄的形象为投资者所知。

　　不过，年近花甲的虞仁荣对时运的嗅觉依然敏锐，近几年来，他对于回馈社会倾注了大量精力，在慈善捐赠上手笔极大，甚至有了“中国首善”之誉。特别是2020年，他宣布捐资200多亿元人民币，在家乡宁波筹建东方理工大学，旨在建成一座小而精、高起点、高水平、国际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。

　　那么这一次，虞仁荣嗅到的又是怎样的时代脉搏？

　　选择在家乡宁波创办东方理工大学，虞仁荣显然深谙时势之变。当中国半导体产业遭遇“卡脖子”困境，基础研究薄弱、产教融合脱节等结构性问题愈发凸显。传统高校的专业设置、人才考评、资助体系，已越来越难以满足科技创新的更高要求。这座定位“小而精”的新型大学，实质是企业家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精准回应。

　　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，在今日尤具启示意义。当全球半导体战争进入白热化，这位总比时代快半步的宁波商人，已悄然将筹码押注在下个三十年的科技竞速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东方理工外，福耀科技大学、西湖大学等企业家兴办的研究型大学也正集体崛起，当曹德旺投资100亿建福耀科技大学，强调要培养“工程师的摇篮”；当施一公执掌的西湖大学聚焦基础科学研究，此时此景，不能不令人联想起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兴起。

　　1891年，铁路大亨利兰·斯坦福为纪念早逝的儿子，捐资创办斯坦福大学；1890年，石油巨头洛克菲勒资助建立芝加哥大学。这些美国奔腾年代的企业家们，在功成名就之后不约而同选择兴办教育，背后是美利坚民族从经济崛起向文明自信转型的集体觉醒，这批研究型大学，也深刻改变了全球科学力量版图，在短短数十年里，让托克维尔曾感慨重应用轻基础的美国科学界，成为全球基础科学创新高地。

　　站在历史长河回望，企业家办学从来不是单纯的慈善行为。从洛克菲勒们到虞仁荣们，资本与知识的结合始终在演绎着文明进阶的密码。当东方理工大学计划在2025年招收首批本科生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诞生，更折射着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追赶到创造的临界时刻降临。

　　一个伟大民族看待世界的视角蜕变，或许比GDP数字更能定义真正的大国崛起。在这个企业家精神得以大展手脚的时代舞台上，虞仁荣的故事新篇正在书写。